现在的天子、诸侯、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，都希望国家富足，人民众多，刑法和政治安定。
然而国家不得富足而得贫穷，人民不得增加而得减少，刑法和政治不得安定而得混乱，那么是从根本上失去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得到他们所憎恶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墨子说：这是天子、诸侯、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，不能尊敬贤者、任用能人参政的缘故。
因此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多了，那么国家的安定程度增大；贤能之士减少了，那么国家的安定程度降低。
因此，当权者事情，将在於使贤能增多而已。
有人问：那么，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？
墨子说：假如要想要增加这个国家擅长射箭、驾车的人，一定要使他们富、使他们贵，尊敬他们，给他们荣誉。这样以后，国家的射箭、驾车能手将会得并增加了。
何况贤能的人，敦厚於德行，擅长於言辞，精通於学术呢？
这本来就是国家的财富、朝廷的辅佐呀！也务必将使他们富、使他们贵，尊敬他们，给他们荣誉，这样了以后，国家的贤能之士将可以得到并增多了。
所以古时圣王治理国政，说道： 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富有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尊贵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亲密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接近。 
因此国中富贵的人听到它，都返回商量说： 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，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，那我不可不为义。 
有亲的人听到了，也退回来商议说：  先前我所依靠的，是富贵；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贫贱，那麼我不可做合於 义 的事。 
君主的亲属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 起初我们所依赖的，是亲戚关系；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非亲属关系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 义 的事。 
与君主亲近的人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 起初我们所依赖的，是亲近；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 义 的事。 
离君主和国都远的人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 我先前把离君主远看成是没有依靠，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 义 的事。 
及至边邑郊外僻地方的臣僚，在宫廷中担任值宿、守卫等事务的贵族子弟，国都中的一般人，四方边地的郊野之民听到了，都争先做合於 义 的事。这是什麼原因呢？墨子说 君上用来役使臣下的，只有一种东西；臣下借以奉事君上的，只有一种途径。
拿它跟富人作譬喻，有高墙、深邃的房屋，墙已经立好了，谨慎地在墙上开凿一道门户。
有强盗进入，关闭他所由进入的地方再寻找盗窃者，强盗没有逃出的通道。 
这是什麼缘故呢？
就是因为君王抓住了关键。
所以古代圣王为政，给有德的人安排职位并尊重现贤能的人，即使身处农业与手工业、市集的人，如果有才能就选用他。
给他高高的官爵，给他厚重的俸禄，使他们担负一定的工作，果断地给予他们行使政令的权利。
墨子或： 爵位不高，百姓就不尊敬他；积蓄和俸禄不丰厚，百姓就不信任他；行使政令不果断，百姓就不畏惧他。 
提出这三件来授予贤者，并不是对贤者的恩赐，而是想要事业成功。
所以在这时，以德行来安排职位，按官职从事於职事，按功劳决定赏赐，衡量功劳而分配俸禄。
所以官吏没有永远不变的富贵，而百姓也不会自始至终贫贱；有才能的人就选用他，没才能的人就使之居於下位。
提拔正直无私、行为合 义 的人，避免为私利而相互仇恨的人，这就是说的这样的言论。
所以古代尧选拔舜在服泽的北边，把政权交给他，天下安定。
禹选用益在阴方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，九州平定。
汤选用伊尹在厨房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，谋略成功。
文王推举闳天、泰颠於从事渔猎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们，商朝末年西方的各个部落臣服。
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，没有谁不敬惧并且戒惕的；即使是从事农业、手工业、市集的人，没有不争著勉力去崇尚道德的。
所以士这种人能用为得力助手。所以得到士，谋略就不会受挫，身体不必劳苦。
名声确立且功业成就，美好的事物得以显扬，丑恶的事物不会发生，就是由於得到了士的缘故。
因此墨子说： 如愿以偿时，贤士不可不选用；治国不顺利时，贤士不可不选用。
往上想师法前人，奉行尧舜禹汤之道，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。
尚贤的人，是政治的根本啊。